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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故鄉的烙印

    來源:原創  發布時間:2023-11-14  瀏覽:4539  字體【 【關閉】
     
    作者:陳彥
    文學是什么?對于我,她是生活與閱讀相互刺激、發酵的產物,是對過往生活儲存的持續開發整理。無論走到哪里,我都會在一閃念或夢中,復現曾經生活與居住過的鄉村、城市,有時半夜醒來,會突然發蒙,這是睡在什么地方?

    西安古城墻 

    我是一生更換過好多次故鄉的人,命運注定是個行者。當我在西安以南的大山深處鎮安縣出生時,其實離縣城還很遠,那里許多人甚至一輩子都沒進過城。我的出生地是松柏鄉,那時叫松柏公社,父親在那里當公務員。隨后,父親又調動到紅林、廟溝、余師、東風、柴坪等幾個鄉鎮,我是從父母、親戚和山民背上移來搬去的。
    那時覺得世界好大,今天看來,也都只是一二十公里的路程。我在那里獲取了對大山的絕對概念和印象,至今描寫起來似乎仍然近在咫尺。記憶中的山民,忠厚與善良不僅表現在寬闊的脊背上,更表現在木訥的臉龐與溫熱的心腸里,你不需要設防,他就能把迷路的你,指引到山重水復的大路旁。
    如果說那是第一故鄉,在我心頭,其實還細細劃分著松柏坳、老庵濟、廟溝口、余師鋪、冬瓜灘、柴家坪這些不容混淆的更小地標。十幾年前,我又把這些地方走了一遍,許多老路已經不在,竹林茅舍、山間小溪也甚稀罕,更尋訪不到好多故舊,一打聽,都說出去打工了。至今,我也?;厝?,因為父親長眠在那里,但已是匆匆過客。
    后來,我終于進了縣城。那時進城的交通并不發達,很多次都是騎自行車“上縣”。中途要翻一個高高的土地嶺梁。自行車得順小路馱到梁頂才能繼續騎。遇見下雨下雪天,還需掏錢雇當地的“冰上走”往上扛。自己也得給腳上綁了“鐵穩子”或草繩,做爬行狀。一旦折騰上梁,幸福的日子可就來了!那簡直就是“一騎絕塵”般的野馬脫韁。不過也有好幾次,暢美得跌進排水溝里半天爬不起來。后來這條路越修越好,竟然有四十八公里,而我那時常常是要騎大半天的,還不算栽進排水溝里揉胳膊揉腿、找鞋找錢包的時間。
    縣城生活恰恰是我最具青春朝氣的時期。那時街上流行紅裙子。男士們多穿喇叭褲,且長發飄飄,我都有具體操作實踐,并且喇叭褲口不比別人小,掃進褲管的灰塵也不比別人少。飄飄長發永遠深深埋藏著耳朵,手表卻是要露出來的。即使知道太陽當頂是正午,也會不時抬起胳膊把表細看一二,那不是時間問題,而是“表現”問題。
    小城那時才一萬多人,是聚集在一口大甕一樣的底部,甕蓋即藍天。一條河流順著山腳蛇入蛇出,形成了回水灣一樣的弓背,街道、單位、住家戶,就像點進沙窩的落花生,越生越多,地盤也越洇越大,有些端直就洇到坡上去了,又有了些山城風貌。老縣志上說,清代乾隆年間有個從湖南來的知縣叫聶濤,好不容易考上進士,卻被分派到窮鄉僻壤來做官,很是不樂意。全縣當時一共才七百多戶人家,滿打滿算四千張吃飯的嘴,還吃不飽,監獄的犯人卻多得關不下。他就特別灰心地想回老家當鄉紳去。他爹是個老中醫,接到兒子頗有怨言的家書,及時從湖南把家眷給他送來,而且一邊幫老百姓看病,一邊到牢房里給那些因饑寒起盜心的囚徒把脈。同時也從中醫理論角度幫兒子探索“知縣”之道,說只要把這滿當當的“監獄病”治得沒人可關了,就算沒白考一趟進士。官做得再大,要是與老百姓一毛錢關系沒有,再大頂啥?聶濤由此在鎮安一干八年,離任時,戶口與人丁都成倍增長。監獄也“十室九空”,都回去打獵、墾荒、筑路、養蠶、繅絲、吊酒、辦學堂去了。隨后,聶濤果然從山鄉小縣調到關中大縣鳳翔高就。那是蘇東坡官場起步的地方。但他很快選擇了“掛冠離去”,他覺得此生能治好一小縣足矣。這個故事,對家鄉的人文影響頗大。老百姓一直在念叨、傳唱。這是小城“史記”中溫暖、勵志的篇章。
    我進縣城時,全縣已有二十七萬人,二百九十公里外的西安,是小城全部生活的風向標。有人從西安帶回無盡的新潮玩意兒,包括新的生活方式,讓小城心臟加速跳動起來。歌舞廳一夜之間開出三十多家。錄像廳、鐳射影廳里的武打槍戰聲穿街過巷、不舍晝夜。街面上能放下一臺球桌的地方,幾乎都仄仄斜斜擺滿了。凡臨街的墻面,一律掏空或鑿洞,陳列出色彩斑駁的各種電器與時裝。夜半總會被摔碎的啤酒瓶聲驚醒,那是要延續到凌晨三四點的夜市在騷動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個縣城的閱讀活動和文學寫作熱潮,很多青年在無數的文學雜志帶動下,建立起了文學夢,并競相書寫起身邊的變化來。也不知什么時候,這群人又隨著社會大潮的新涌動,各奔前程,進西安、去深圳、下海南、包礦山、跑生意。只有少數人堅持下來。我也由散文小說創作愛好轉向編劇。隨后,就以專業編劇的身份調進了西安。
    我始終把鎮安縣城稱為第二故鄉。因為此前的六個鄉鎮,無論如何也只能打包成一個故鄉了,雖然在我心中那仍是六個不同的小故鄉。尤其在兒童和少年時期,那簡直是魔方的六個面,哪一面都呈現出非常新奇與獨特的“超大”樣貌。今天看來,它們的確都十分狹小,但對于當時的我,那就是“走州過縣”行萬里路了。從地理上把那六小塊“魔方”與縣城拉近后,我又翻越秦嶺,走進了十三朝古都西安。
    那時對西安的唯一了解,就是我姥爺是那個地方的人。姥爺生在西安郊區一個叫等駕坡的地方。西安周邊類似等駕接駕護駕的地名很多。因家口太重,又逢戰亂,十五歲時,姥爺即成游民,漫無目的地翻過秦嶺,無意間“流竄”到了鎮安縣的柴家坪。幸喜他有商業頭腦,發現這里街面上賣的小商品,比西安貴好幾倍,有的甚至十幾倍、幾十倍,而山貨又便宜得要命。他就弄了些獸皮、火紙、藥材返回西安,換了手電筒、發卡、頂針、五色線之類的“零末細碎”,折回柴家坪賣出。一來二往的,姥爺最后再過秦嶺時,就能雇起八個“腳子(腳夫)”挑東西,還有扛鳥槍、拎銅錘嚇唬土匪的護衛。做到全國解放時,家產已是柴家坪的半條街了。后來公私合營,讓姥爺做經理,他覺得自己沒文化,不會開會,不會講話,不會念報紙文件,就選擇給公家做飯去了。這倒是讓全家都吃了商品糧。他一直安安生生,活到去世。那時他是柴家坪唯一的西安人。我進西安時,他已作古。每每翻越秦嶺時,我都會想到姥爺雇的那八個“腳子”,據說他自己也是挑夫中的一個。難以想象,那時姥爺他們走一單趟需要半個月。而我進西安時,坐車只需八小時,下雨下雪天另講??涩F在,十八公里秦嶺隧道一通,已經把鎮安到西安的距離縮短到一小時了。
    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,那是真正的第二故鄉。但我心里還是把它定為第八故鄉。因為,那六個兒時走過的鄉鎮,還有縣城,太刻骨銘心了。
    西安之大,是因秦川八百里驟顯闊綽疏放。我有幸住在古城墻下的端履門外,門里不遠處,就兀立著兩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墓。墓旁的街道叫下馬陵,皇帝到此都得下馬。其余入城者,自是皆需整好衣帽,綁好鞋帶,呈端方、肅虔狀。三十年,我始終就住在這個地方。從我家進到端履門,只有八分鐘路程。一進門,迎面就是舉世聞名的碑林博物館。即使吃完午飯,溜達著去看幾通碑刻,回去稍事休息,也能趕上下午班。如果要上城墻,進門左拐就是階梯。上到頂端,從城垛豁口看內城,腳下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槐數棵,根須裸露,瘦骨嶙峋,樹冠卻枝葉繁盛,那才是真正的大唐遺株,依然生命葳蕤,雄強向天。再朝遠處瞧,古城就盡收眼底了。昔日的皇城,如今多是尋常百姓住,竹笆市、案板街、炭市街、五味什字,都曾是漫卷的煙火氣。尤其是鐘鼓樓旁的回民坊,日夜人潮涌動,那更是我常去吃羊肉泡的地方。羊肉泡是西安名吃,有時為搶到一個座位,會在人后站立許久,看人家細嚼慢咽,直到兩腿相互轉換重心數次,才能挨上半個臀尖。
    從城墻朝南看,一眼就能睄見我家窗戶。再遠,便可悠然見終南山了。那是一個充滿了詩情畫意的山脈。說到詩,我常常不是一下想到大唐長安的那些千古名流,而是想到一個叫陳學俊的今人,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,作為我國熱能工程學科創始人之一,業余時間卻愛寫詩。我為創作一個舞臺劇,曾在西安交大住了很長時間,數次拜訪青年時代舉家從上?!拔鬟w”西安的陳院士。他們夫妻卻更愿意給我吟誦自己創作的詩歌,每每讓我這個晚輩坐著,他們站著朗誦,不時還配合以抒情動作。詩中充滿了對故土與西部的眷戀。斯人已作古,詩情滿長安!這座城市不知孕育催生了多少詩意的人文星斗,華燈初上時,你站在城墻上,仿佛還能聽到或正在聽到許多超強心臟的跳動聲。當然,這里還夾雜著一種特別渾厚的聲音,那就是城墻根下的古老秦腔。這是來自民間的腔調,大苦大悲、大歡大愛,給這個城市鋪上了厚厚一層普通生命的精神路基,讓跟大小雁塔一樣聳立的地標,似乎都有了堅實而可靠的沉雄底座。
    故鄉的牽掛是激情澎湃,也是愁腸百結、綿綿不絕的,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。在京城,常常一覺醒來,以為是睡在西安的老房里。而在西安,又常常夢見鎮安和那六個鄉鎮的硬板床與土炕。前些年,回老家是常有的事,現在離得遠了,已日漸不便。2021年清明節,我回去給父親掃墓,算是最近一次回第一故鄉。每次回去都能聽到很多故事,它們是我創作素材的重要來源和補充。有喜興的,也有揪心的,這次聽到的就是一個很揪心的故事。我打聽了好多年的玩伴牛娃子,突然有了消息。那是兒時的“鐵桿”,但已死去十幾年了。他是開拖拉機摔死的,為一家老小奔日子,拉一車山貨,連人帶拖拉機扭麻花一般扣到了溝底。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幾歲,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終止于十一歲,后來再沒見過。那時他上樹、攀巖比猴子更利索。我吃過他掏的鳥蛋,在青石板上煎成的蛋餅。家鄉人為過上好日子,可是要比山外人多付出成倍,甚至好幾倍的代價,但他們依然在朝前奔突著。
    抽象地說,故鄉既是山川、風物,也是親情、友情與祖宗的靈魂所在??傆腥顺鲎?,到天下去闖蕩,也總有人回來或固守。我大伯父的兒子就把祖墳守了一輩子。我祖爺爺是武昌戰亂與發大水時,沿漢江而上,企圖尋找“世外桃源”而來到了柴家坪??刹窦移阂膊话捕?,他就又攀到對面一個叫上陽坡的酷似母親懷抱的山洼地帶安頓下來。由此繁衍生息,坡前坡后都是陳姓人家。我爺爺是讀書人,做過柴家坪中心小學的校長,要求兒女識文斷字。我父親和二伯父都給公家做事。大伯父文化程度最高,卻選擇了“耕讀傳家”。過年時,我見他給人寫對聯,紅紙能鋪滿碾麥的大道場。他已作古,可他的長子已然“釘”在了上陽坡的老宅子里。我們都叫他大哥。
    大哥也識字,能讀《水滸》《三國》和《七俠五義》,但職業卻是犁地的犁匠。那把木犁我撫摸過,兒時也試著犁過,犁鏵卻扎不進土地的深處,總是讓兩頭牛順地皮拖得飛跑。而在大哥的手上,扶犁簡直是一種享受,只單手握把,另一手執鞭,留下嘴跟牛說話。有時一面坡上就他和兩頭牛,卻能說一天,像在罵,但更多的是指引與鼓勵。大嫂子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,大哥累了,她就接過犁把,把牛吆喝得麻利而順溜。他們有個共同愛好:喝酒,喝自己吊的苞谷酒或甘蔗酒。度數不高,不上頭,說很解乏。家鄉有句俗語:早晨三盅,一天威風!他們不僅早上起來一人一壺,中午也是一人一壺,晚上回去還是一人一壺。吵架不多,打架稀疏,一輩子過得還算和美。最痛苦的事,是大兒子出門挖礦掙錢,塌斷了腰,后來到底去世,兩口就越發愛喝。有時還劃拳、猜寶、打老虎杠子地喊幾聲。晚輩讓到河邊鎮上去住,他們說太鬧騰,就守在離祖墳一百多米遠的地方,早出晚歸對牛彈琴歌唱。山前山后的土地,在他們的耕耘中,還始終保持著我兒時記憶中的生機。他們都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,但仍能吃能喝能干,日子也殷實消停,灶頭的臘肉吊著幾百塊,甕里的自釀酒囤著上千斤。
    我總想,大哥才是故鄉和土地的最忠實守望者。我們走得再遠,大哥都像定盤星一樣死死扎根在真正的故土上。我的文學也從這里生長起,并努力想在故鄉以外有所收成,但根本還是想把那么多故鄉的烙印,也可以說是時代與歷史律動的微聲,以發酵過的方式,傳遞給更廣大的世界。

    責任編輯:于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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